以太坊作为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，其“挖矿”（更准确地说，是以太坊2.0升级前的“工作量证明”机制）曾吸引全球无数参与者，而中国作为曾经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“挖矿”中心，以太坊矿工的数量一直是行业关注的焦点，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参与挖以太坊？这一问题背后，不仅涉及数据统计的复杂性，更折射出加密货币行业在中国的政策演变、技术迭代与市场格局。
“挖矿”热潮下的“矿工”数量：从“百万大军”到“近乎归零”
要回答“全中国有多少挖以太坊的人”，首先需要明确“挖矿”在中国的发展阶段，以太坊诞生于2015年，其早期采用与比特币类似的“工作量证明”（PoW）机制，依赖矿工通过计算能力竞争记账权并获得奖励，由于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（如廉价电力、集中化的矿场集群）、庞大的矿机供应链（如比特大陆、嘉楠科技等企业）以及早期政策相对宽松的环境，中国迅速成为以太坊挖矿的核心阵地。
2021年之前：全球算力占比超70%，“矿工”数量难以精确统计
在以太坊挖矿鼎盛时期（2020-2021年中），全球以太坊算力中有70%-80%集中在中国，据行业媒体《币快报》等机构估算，2021年中国以太坊矿工数量可能达到数十万人——这一数字不仅包括直接操作矿机的“矿工”，还涵盖了矿场建设者、矿机维修师、算力交易平台从业者、周边服务商（如电力供应、散热设备）等庞大产业链人群，全职矿工主要集中在四川、云南、新疆、内蒙古等水电或火电资源丰富的地区，形成了以“矿场集群”为纽带的社区生态。
这一数字始终是“估算值”，而非精确统计，原因在于：
- 去中心化特性：以太坊挖矿本质上是分布式行为，矿工可能通过个人电脑、小型矿场或大型数据中心参与，缺乏统一登记平台；
- 政策敏感性：随着中国对加密货币挖矿的监管趋严，从业者多选择“低调”，公开数据极少；
- 动态变化：矿工数量随币价、电费政策、算力难度波动而剧烈变化——币价上涨时涌入新人，币价下跌或政策收紧时迅速离场。
2021年9月后：全面禁止，“矿工”数量近乎归零
2021年9月，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，明确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属于“淘汰类产业”，要求全面关停境内加密货币挖矿项目，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中国以太坊挖算力在短时间内从全球占比70%以上骤降至不足1%。
据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数据，截至2021年底，中国境内90%以上的以太坊矿场已关停，矿工群体面临三条出路：
- 转型海外：部分矿工将矿机迁移至海外（如美国、哈萨克斯坦、伊朗等电力成本较低或政策宽松的地区），但需承担高昂的运输、关税和合规成本；
- 出售矿机：大量二手以太坊矿机（如RX 5800、RTX 3080等GPU矿机，以及专业ASIC矿机）被低价抛售，国内市场需求锐减；
- 转行或退出：多数不具备海外迁移能力的矿工选择转行，如进入传统IT行业、数字挖矿（如Filecoin等合规存储挖矿）或彻底离开行业。
当前中国境内已几乎没有公开的以太坊挖矿活动，“矿工”数量可视为“接近零”,这一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加密货币挖矿时代的落幕。
数据背后的关键因素：政策、技术与市场的三重博弈
中国以太坊矿工数量的剧烈变化，本质上是政策监管、技术迭代与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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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监管：从“默许”到“全面禁止”的核心推手
中国对加密货币挖矿的态度经历了“放任—关注—规范—禁止”的演变，早期，挖矿被视为区块链产业的基础设施，部分地区（如四川）甚至将其作为“精准扶贫”项目引入，利用丰水电能吸引矿场，但随着挖矿带来的能耗问题（2021年中国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1500亿度，超过一个中等省份总用电量）、金融风险（洗钱、资本外逃等）和投机炒作加剧，政策态度急转直下，2021年的“禁挖令”不仅是针对比特币，更涵盖了以太坊等所有PoW机制加密货币，成为矿工数量“清零”的直接原因。
